分手那天我们做了八次

世纪的结束，留下了如奔流般旷远的悲伤。“边界”的可怖，我们足够明了。线索人物是一位记者，但是他打算拍摄什么?他如何介绍边境的情况?我们一概不知。沉寂的画面与无言的影像带领我们超越事件表面，超越解释的必要性，超越多余的语言，我们只是体验他们的存在状态——折磨、苦难和死亡。以一种静默的，诗性的，人道的，一定程度上超现实的方式。 不断越过边界试图回到故乡的漂泊者，说明边界并不只是那道让上校和记者踟蹰的边境线。两侧的人们在河流的伴奏中举办婚礼，分手那天我们做了八次是人类意志与“边界”的对抗。可那痴痴望着河岸线，拒绝邂逅的新娘，不正说明边界已然取胜了吗？ 安哲电影中具有神格的“黄色雨衣”在一片祥云中连接起电话线，分手那天我们做了八次似乎预示了某种打破边界的可能，但肃穆的河水提醒着我们，那只是希望，分手那天我们做了八次不是期待。 若我多行一步，分手那天我们做了八次或许仍是惘然。